“都说医院的医疗费用高，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解。”全苗，余姚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在她看来，医院对病人收取的治疗费用并不高：“就拿我上午刚做的一个口腔创伤手术来说，整台手术有5名医护人员参加，耗时3个多小时，但医院收的手术费还不足300元。这恐怕比在一些理发店烫个头发还便宜。”可是，患者进入医院后所承担的经济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全苗说：“这压力的大部分来自药费。”
　　“所以啊，要降低患者的经济压力，关键就是要降低药费。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降低药费呢？从医生这个层面来讲，其实很简单，以病人的病情为依据，按需开药。”周建春，肝胆外科主任医生，和全苗在同一家医院工作。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余姚，全苗、周建春、邵彩静、胡宝华等医生不仅都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又是余姚市政协委员，还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不让医药费成为患者不能承受之重。数年来，他们始终关注药费问题，经历了痛心和思考后，现在，他们不仅坚持身体力行按需开方，还积极建言献策，帮助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为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难题而努力。
　　7月20日，记者前往余姚，采访了这几位被称为一线医疗专家的政协委员。

　　第一次动议：心酸的无奈催生廉价基本医疗点

　　邵彩静是余姚市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可以说是看惯了生离死别的人，然而去年那位打工患者无奈的选择，至今让她心酸。
　　那是去年年初，医院收治了一名从江西来余姚打工的癌症患者。由于发现得早，只要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康复的几率仍然很大。
　　手术后，这名患者转入了病房，邵彩静还叮嘱了护士要像对待亲人一样来照顾他。但邵彩静很快发现，他手术之后几乎没用什么药。“对于癌症病人，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密不可分，缺少任何一环都会使治疗前功尽弃，最终会让病人丧命。”
　　邵彩静马上找到病人家属，询问缘由。患者妻子沉痛地告诉邵彩静，手术后，他们家多年的积蓄已经消耗殆尽，目前夫妻俩身上一共只剩下了50元钱，根本无力再购买治疗癌症的药物。
　　隔日，这对夫妻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医院。得知这个消息，邵彩静一阵心酸：“虽然他们还欠着医院上千元的医疗费，但这已无关紧要。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然而，费用问题却把他挡在了生命大门之外……”
　　邵彩静觉得自己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尽量降低外来务工者的药费开支上去。“我马上想到应该找周医生、胡医生他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而且，‘两会’就要开了。”
　　于是，全苗、周建春、邵彩静、胡宝华这几位医生政协委员第一次因为药费的问题聚到了一起。
　　在这次碰头会上，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听了邵彩静的讲述后，首先发言的是全苗，她说：“在我们口腔科，患者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而且来就诊的时候病情都已相当严重。像这种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放弃治疗的情况，在我们科室时有发生。”每次看到这样的事情，全苗都会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
　　“我们肝胆外科治疗费用本来就比较高，这样的事就更多了。但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更主要的是要找出一条解决的途径。”周建春觉得，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是因为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如果有一家比较廉价的医疗机构，那么这些经济困难的病人就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不至于把小病拖成大病。”
　　周建春的意见得到了几位医生的认可，大家决定，在当年的政协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2005年1月，余姚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隆重召开。周建春代表医卫组向大会提交了《建议建立余姚医疗救助基金》的提案。这份提案充分阐述了建立廉价基本医疗点的必要性，并提出用救助基金为基本医疗点提供资金支持，从而让困难群体公平享受社会医疗资源。
　　这份提案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2005年4月，余姚首个面向社会困难群体的廉价基本医疗点在余姚市第三人民医院成立。

　　第二次动议：“逃出来”的病人引出药品使用监督机制

　　周某是一位鼻炎患者，他是从一家门诊部“逃出来”的。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家门诊部的广告，说是对治疗鼻炎有独特方法。”周某告诉记者，广告让他挺动心，可是一段时间治疗下来，医药费花了近万元，病情却没有好转。就这样，他来到了余姚市人民医院，胡宝华成了他的主治医师。没想到，在这里他只花了很少的钱，鼻炎便痊愈了。
　　胡宝华告诉记者，当时他了解情况后十分气愤。“抗生素分三类，药性和副作用逐级上升（一类最弱，三类最强），价格也很悬殊，三类抗生素比一类抗生素价格高出近10倍。”通常，医生使用抗生素类药物都是逐级递增的，一是考虑到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二来也考虑到药物本身的副作用。“那家门诊部一上手便给他使用三类抗生素，难道是那位医生犯糊涂了？不可能的，大家都是医生，心知肚明，无非就是为了收钱嘛！”
　　“再看看那家门诊部开的盐水。在我们医院，如果病人没有糖尿病的话，一般使用普通的葡萄糖盐水，一瓶250毫升的才3元钱；而该门诊部却使用了一种叫‘耐×’的新药，一瓶250毫升的要80元，整整26倍多啊。”胡宝华说。
　　其实，作为五官科主任医师的胡宝华常常碰到从那些所谓的门诊部“逃出来”的病人，这让胡宝华有了思考：“医生应该开什么药，开多少药，如果全靠医生的良心来办，没有其他监督机制，实在是相当脆弱的。在巨额医药回扣面前，又有多少人能始终站稳脚跟？”
　　而另一方面，药费飙升除了药品本身的定价因素之外，一些有关医院、医生利益的因素也很值得探讨。胡宝华觉得，这和医药代表及民营医院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他告诉记者，就在5年前，医生一旦和医药代表搭上了关系，每个月就能从医药代表处获得相当于当月所开药费5％～15％的回扣。“这样一来，一方面这些回扣最终都转嫁到了患者头上，另一方面一些黑心医生为了多得回扣而拼命开‘大处方’。”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惟有一条路——让治疗信息完全公开，让大家来监督医生的行为。”于是，这次的动议由胡宝华起了个头。他和全苗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看到了现有的这些诟病，也考虑到了现有医疗体制下，如何平衡医院生存需要和服务老百姓的关系。
　　在今年召开的余姚市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上，全苗以集体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建议建立药品使用监督机制》的提案。该提案充分说明了药品使用状况必须公开并且予以监督的重要性：“从患者层面来说，他有权知道自己正在使用什么药，要用多少药；而从医生层面来说，治疗信息一旦公开，无形之中就有了监督，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几率就可以降到最低点。”
　　这个提案获得了与会政协委员的一致肯定。今年3月，余姚市卫生局正式出台了《药品使用动态监测与超常规预警办法》。

　　效果：三种新药停用和全宁波最低的每人次药费

　　“全医生他们提的这个提案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医生开药应该在大家的监督下进行。”余姚市卫生局组织人事科长鲁建忠告诉记者，他觉得，医药费越来越高、医疗纠纷也越来越多，和医生开药状况不透明有着很大的关系。他说，余姚市卫生局出台的《药品使用动态监测与超常规预警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从根本来讲就是要求市内各家医院要做到医生的用药情况在最大限度内公开，要接受监督。余姚市卫生局还要求市内各医院根据该《办法》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为了获知《办法》的实施效果，记者走进了余姚市人民医院。
　　在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吴强那儿，记者看到了余姚市人民医院的相关实施细则。其中不仅对药品种类有了限制，对用药量也有明确的规定。“医生对普通病人只能开3天的药量，慢性病患者最多开出1个月的药量。医生开药的同时，这些开药信息就已经上网。医院每个月会随机从各个科室抽调专家对用药信息进行评定，如果发现某种药物使用得异常活跃的话，那么医院就会将该药停止使用3个月；如果没有影响医疗需要的话，那么将继续停用。”
　　这个方案实施以来，在余姚市人民医院已有3种新药被停用，数位医生受到了医院的“口头提醒”。
　　今年5月，医院发现药品“甘××”被大量使用在急诊病人身上，从药物使用监控表上可以看到，这种药的使用量排在当月首位。“甘××”和之前胡宝华医生说到的“耐×”非常相似，是一种类似葡萄糖盐水的溶剂，但价格却是葡萄糖盐水的10多倍。“虽然这其中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但总的来看还是不正常的。”所以，院方在月评的时候停止了该药在急诊中的应用。“目前，这种药已经停用了两个月，一切都很平稳，它将被继续停用。”吴强说。
　　日前，宁波市卫生局公布了去年宁波市18家县及县以上医院的医疗费用情况。其中，余姚市人民医院门诊每人次药费最低，平均仅为57.01元。余姚市卫生局组织人事科长鲁建忠认为，是那几位医生政协委员倡议设立的制度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保障作用。